我杀了我女儿三次，每一次都以为是在救她。直到第四次，我才明白，原来死亡才是她唯一的生路。
那是北方最冷的一个冬天，雪把窗户封死了，屋里点着三盆炭火。
念念缩在炕角，小脸烧得通红。医生说是普通的肺炎，但我知道不是。她的体温只要超过三十五度，就会开始说胡话，然后陷入那种怎么叫都不醒的昏睡。
“爸，太热了。”她喃喃道，手指紧紧抓着我的袖口。
我看着温度计上的刻度，心一点点沉下去。那是我第一次“杀”她。我端来一盆零下二十度的雪水，把毛巾浸透，敷在她的额头上。她的体温降下来了，脸色恢复了苍白，但呼吸也几乎停止了。我吓得赶紧扔掉毛巾，把她裹进被子里。
她醒了，看着我，眼神清澈得可怕：“爸，别怕，我不疼。”
第二次，是在半夜。暖气管道突然坏了，屋里温度骤降。我欣喜若狂，以为这是老天爷的恩赐。我甚至关掉了所有的炉子，只为了让这寒冷留住她。
但这触怒了邻居老赵。他在门外砸门，嗓门大得整条胡同都能听见：“陈默！你他娘的是要把孩子冻死吗？这是谋杀！”
警察来了。我被两个年轻的辅警架着胳膊拖到院子里。透过窗户，我看见念念坐在床上，冲我摆摆手，嘴型在说：“没事的，爸。”
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像个试图阻挡洪水的傻瓜。法律、道德、常识，都在逼我把她推向那个温暖的、致命的深渊。
第三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
老赵找了个借口把我支开去买药。等我回来，屋里热气腾腾，炉子烧得通红。念念躺在床上，像一朵枯萎的花。她的体温已经升到了三十八度。
我冲过去抱起她，她的身体软绵绵的，像是没有骨头。
“爸，”她费力地睁开眼，瞳孔里映着跳动的炉火，“冷一点……才能看见妈妈。我想去那边……”
话音未落，她的头重重地垂在了我的臂弯里。
那一瞬间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。我发疯似地打开窗户，寒风呼啸而入。我抱着她走进院子，把她放在雪堆里。我想用寒冷唤醒她，就像前两次那样。
但我摸到的不再是温热的皮肤，而是一种奇异的、玉石般的质感。
警察再次破门而入时，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幕：一个疯了的男人跪在雪地里，面前是一具正在发生异变的小小躯体。
念念的身体没有僵硬，也没有腐烂的迹象。相反，她的皮肤开始析出细小的冰晶，阳光照在上面，折射出七彩的光芒。她就那样在我的注视下，一点点变得透明，最终化作了一尊栩栩如生的冰雕，随后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升华成了一团白色的雾气，消散在寒冷的空气中。
法医后来告诉我，这是医学史上从未有过的案例。人体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了从固态到气态的转变，没有任何残留物。
我没有被判刑，因为“尸体”不见了。但我并没有解脱，巨大的负罪感和思念让我精神恍惚。
直到那个除夕夜。外面大雪纷飞，屋里没有生火。我看见念念穿着她最喜欢的红色羽绒服，坐在窗台上，手里拿着一根冰凌。而在她身边，坐着那个我只在照片里见过的、年轻的妻子。
她们对我笑，笑容里没有痛苦，只有释然。
原来，念念的病不是诅咒，而是召唤。她不属于这个燥热的世界，她是冰雪的孩子。
我不再感到寒冷。我学会了在这个寂静的家里，与两团看不见的空气共处。我依然是个木匠，我给她们雕刻椅子，雕刻桌子。
有时候老赵路过我家门口，会叹着气说：“老陈这是魔怔了，天天对着空气说话。”
他不知道，只有在零下的温度里，我才能看见我的全世界。
